水天中的风雨人生路本报记者 李利军情到深处意更切 2004年9月1日，适逢第十六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在平凉开幕前夕，作为这次盛会的一大点睛之笔，“2004’中国·平凉崆峒文化论坛”在平凉隆重举行。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主任、研究生部负责人、美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专业职称评审委员、《美术史论》季刊主编、《中国美术报》主编的水天中先生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了精彩的发言。完全可以这样说，平凉是水天中先生的第二故乡，正是怀着对第二故乡的深情厚谊，对平凉人引以为自豪的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崆峒山，水天中先生从景观评价的全新视角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崆峒山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使其很早就获得了人们情感上的认同，而崆峒山山形奇特，峻拔厚实，壁立的悬崖与周围群峰形成圆弧线与直线的对比，黄土高原与崆峒山峰的青绿草木形成青与黄、苍与润的对比，从而构成了崆峒山在中国北方少有的丰富性与奇特性。他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在开发崆峒山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和发扬崆峒山的“个性”，即它的自然景观特色和人文景观特色，抓住中国道家思想风格，以自然、质朴和大度为依归，远离繁冗低俗，抵制“时尚”诱惑，节制人工建筑的添加，把崆峒山景区营造成一片林木蓊郁，烟云缭绕，清静、自然而奇幻的天地。他那高屋建瓴、别开生面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与高度评价。 从1979年离开平凉算起，他和平凉作别已25年了，在这个给他留下了太多眷恋、太多遗憾、太多美好的回忆、太多伤感和怨怼的地方，他更多的是以一个学富五车、声誉鹊起的艺术家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很含蓄的情愫。别梦依稀，对于在那人人自危的荒诞岁月里自己所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他没了常人的耿耿于怀，相逢一笑，一些与他有关的尘世间的恩恩怨怨，早变成了他人生旅途中的一些小插曲，不是他健忘，而是一个饱经风雨沧桑年逾古稀的老人所拥有的那种宽容、旷达的胸襟和境界使然。
　　
　　在接受采访时，水天中与我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记者：请先生简要谈一谈重游故地平凉的感受。 水天中：我初到平凉时，在汽车站找了一个老头的手推车推行李进城，上东门坡时我在前面拉，老头在后面推……离开平凉25年，故地重游，已经找不到当年熟悉的地方。古老而简陋的房屋被现代风格的建筑所代替，狭窄的街道已经变成平坦的大街，我所居住和工作过的柳湖、平凉师范、二中……都已经焕然一新。改革开放大潮正在改变着平凉的外表，也改变着平凉人的行为方式。但平凉人的气质——他们的善良、质朴……并没有变。 记者：作为我国美术理论界的权威，请先生谈一谈历史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平凉，书画界应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求得绘画艺术的新突破？ 水天中：平凉的美术是全国(也是全世界)美术的一个部分，它的发展不能脱离大的潮流和整体环境。平凉的美术家既要改变封闭和自足的习惯，又不能急功近利地追逐潮流。最该做的是在自己选择的风格、语言方面把功夫下透，同时提升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修养。两方面都不能轻视。 记者：平凉在崆峒文化的开掘上今后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水天中：“崆峒文化”当然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但我觉得它只是平凉文化的一个方面，并不能涵盖平凉文化的所有方面。对于崆峒山的建设和利用，希望与邻近的山区统筹安排，形成更大的旅游景区。 记者：先生对平凉今后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寄予些什么希望？ 水天中：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大问题，我不敢妄言。我只希望将来的平凉是一个清洁、繁荣、安静的城市，平凉的年轻人更具有高水平的现代文化素养，而且乐于进取，并一如既往地聪明、纯朴和漂亮。 …… 平凉只是水天中先生人生的一个驿站，尽管对平凉的关爱只是先生通过他汪洋恣肆的文章所表达的对这个世界的大关爱的一部分，但对平凉而言，这种一往情深的关爱弥足珍贵，关爱中融合着先生对第二故乡的无限期待和祝愿！煦园代有才人出 说到水天中，必须说到他的父亲水梓，必须说到煦园，也必须提到他的非凡的家庭背景，因为水天中是从他的父亲身上、他生活的环境中汲取了一般人得不到的养分。 在甘肃兰州，有一个享誉陇上的名门望族水家，水天中就出生在这个诗书传家的大家庭。他的祖父水应财出身寒门，年轻的时候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下一代求学上，他的父亲水梓因此便成了水家第一个得到功名的读书人。在上世纪，水梓能成为蜚声陇上的一代名士，不仅在于他满腹经纶，更在于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在风雨飘摇、险象环生的动乱岁月里，水梓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国传统文人们做人风格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他是甘肃最早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斗士之一，民国时他担任过甘肃省的教育厅长，解放后担任过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热衷于对新中国的建设大业建言献策。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水天中的影响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水梓30年代在兰州的颜家沟建造的煦园，是当时兰州的名园，也是兰州文士聚会之地。张恨水两次到兰州，都曾到煦园。煦园优美的环境和园中浓厚的艺术文化氛围对于水天中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的成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水天中有兄弟姐妹8人，他的哥哥姐姐都是高等院校的教授。大哥水天同，教了一辈子英国文学；二哥水天明，四十多年一直在兰州大学教俄罗斯语言文学；三哥水天浩，解放初期毕业于经济系，后来在西安体育学院教政治理论课；姐姐水天长教世界史，退休后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弟弟水天达是电视剧导演，甘肃省电视台电视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奖获得者；妹妹水天光是中学化学教师；小弟弟水天行是高级工程师，现在是CRBA-IATCA高级审核员。在水天中的同胞兄弟姐妹中，他的大哥水天同和妹妹水天光的命运最能代表这个大家庭所惨遭的坎坷和不幸。 水天同十四岁(1923)考入清华学堂，1929年毕业赴美，入欧柏林学院攻读英国文学，1931年毕业，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研习比较文学。1933年先后到英国剑桥大学、德国马尔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从30年代开始，他师从著名英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理查兹研究语义学和文学批评。1934年归国，到青岛山东大学教书。在当时的中国，水天同是一个在英语教学和研究著述方面独树一帜的人物。1948年，水天同应兰州大学校长、老教育家辛树帜之邀，到兰州大学任文学院长，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他由西北大学英语系主任调往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是上世纪50年代首次招收研究生的两位导师之一。1957年夏天，他对已经开始的反右运动不以为然，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水天同和妻子受不了无穷无尽的折磨侮辱，几经自杀进行抗争。妻子死后，孑然一身的他孤独地打扫厕所、编写《汉英词典》、翻译《拿破仑传》、去湖北沙洋干校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他于1979年回到兰州，在兰州大学指导莎士比亚研究生。一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学者就这样让那个时代折磨得报国无门以至郁郁而终。 水天中的妹妹水天光在他们兄妹中最多才多艺，她上中学和大学时成绩优异，画画、唱歌、舞蹈都十分出色。从化学系毕业后，家庭成分决定了她的前途。在参加了两年“社教”之后，她被分配到临洮县的一所偏远中学。因为她是“大右派的女儿”，便不断受到花样翻新的歧视和打击。1976年春天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她遭人诬陷，学校领导发动学生批斗、殴打她，3月22日她失踪了，50多天后在洮河的浅滩里发现了她遍布伤痕的尸体。学校革命委员会给上级的报告称水天光是“落水而死”。在她遗留的笔记中，有一些被视为罪证的诗句：“家乡的上空笼罩着阴云，只有生命和鲜血，才能换来真理的声音……”“在这狂吠声中，我要让人的声音高高飞翔……”她在一种不能容忍独立人格的环境中，硬是要保持独立人格，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或许是水天中他们这一代把属于他们这个家族过多的苦难都承受了，抑或是这个家族的家学注定要结出更美丽的果实，他们的下一代为这个家族在续写着新的自豪和辉煌，有10多人分布在从兰州、北京、西安、武汉、广州、深圳一直到英国剑桥等城市中，有多人是大学教授。水天中的二哥水天明的儿子水均益是这一代中的佼佼者，他是从黄土高原走出去的中央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 经过了120年沉沉浮浮的摔打，水氏家族总是艰难而不犹豫地保持着他们的高贵血统馈赠给他们的尊严和大气，这不仅是他们这个家族的精神财产，也为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以来让文化的张力撑起一个家族精神的大纛、让对高层次的追求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提供了一个范例。怀才不遇悲秋风 。

　　1935年，水天中生于甘肃兰州，自小接受了父母良好的启蒙教育、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的他上大学时报考的是西安西北艺术学院(现西安美术学院)，1955年毕业。1959年7月，他被分配到平凉筹办平凉专区艺术学校，到平庆两地各县招生，拟定教学计划和课程表，订做画板、画架，订购石膏模型和各种画具，他很投入地干着这些琐碎的工作。9月1日，平凉艺术学校开学了，他为美术班学生上素描、速写、透视和水彩课。到这个时候，尽管因父亲的右派问题，他已尝到了人世的苦涩，但尘世众生所经受的真正的苦难，其情状是什么样子，他依然缺乏了解。 1961年，随平凉艺术学校师生去庄浪农村支援灾区春耕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所谓的“自然灾害”让当地的许多青壮年劳动力死亡了……1963年，平凉地委宣传部调他去泾川玉都公社搞四清运动，在乡下，他看到了许多被农民称为“土皇上”的社队干部对农民生杀予夺、为所欲为的恶行，也看到了农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极度贫困。残酷的触目惊心的现实对他刺激太大，他开始用一个书生的眼光观察和研究社会。 1965年，他已任教4年的平凉二中开始搞四清运动，在“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思想指导下，全校教师人人过关，一场新的灾难降临了。平凉文化馆举办美术作品展览，文化馆的朋友选了他的五六幅油画。预展时一位领导得知水梓是他的父亲时，立即作出决定：“这种人不能参加展览！”一个以绘画为专业的人就这样失去了参加展览的权利。1966年5月，平凉二中的文化革命工作组从摸底排队发动积极分子开始，动员革命师生向“修正主义反动思想牛鬼蛇神资本主义当权派”展开进攻。在工作组和积极分子的教唆和带动下，学生们以他们的老师为对象，口诛笔伐，咒骂揶揄，用黄纸写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学校的墙头和教师宿舍的门窗，大部分教师被当作牛鬼蛇神对待，全校80多名教师中揪出了30多个牛鬼蛇神。在教职工学习会上，对这种极左做法极为不满的水天中和几位教师提出这不符合“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工作组大怒，调转全部火力集中批判他们几个人，围攻批判了一个星期，围攻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手段的残酷和对人格的侮辱践踏让他至今心有余悸。从1966年冬天开始，水天中每天的工作便是与几个“牛鬼蛇神”一起，从早到晚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刷大标语。这些工作一直做到1977年。 1968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又开始了新一轮阶级斗争，工宣队进校后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将教工厕所与学生厕所合而为一，第二个革命行动是勒令全体教职工集体住宿，学校的两个大会议室变成男、女宿舍。工宣队掌权的时候，毛泽东发布了“一打三反”指示，平凉有好几个青年人被枪决，他们的罪名是以作文、日记等形式“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在那个弓杯蛇影、草木皆兵的年代里，平凉秦剧团的一个很有名气的老演员，听人讲他的儿子写了“反动标语”，惊恐之中投井自杀身亡；一个人和他妻子在床上说私房话，别有用心者说两人恶毒攻击了毛主席，被判处15年徒刑。对这些反人性、逆天理的荒唐现象，如履薄冰的水天中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愤慨，他只能把深深的厌憎埋藏心底。那个让人齿寒的年代，有两件事给了水天中莫大的慰藉，也让他对这个世界残存的幻想没有完全泯灭。1974年夏天，被借调到省文艺工作室的水天中去刘家峡水库和祁连山旅行写生，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让人迷醉的水色山光使他感受到了一种深沉的美，也让他发现了在那样的时代里，仍然有人在雪山和森林间保持着人的洁净和尊严。1975年春天，他带学生去泾川太平公社许家坡大队劳动、上课，当地农民对他们们十分友好，他住在一个贫下中农家里，这家的女儿巧能和她的妈妈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使他感受到了底层劳动者的人情温暖，看到了人性的美丽。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他的主要任务从画毛主席像转为设计和制作花圈，他带领十几个学生，为各种场合制作各种规格和尺寸的花圈。许多人对他设计制作的花圈赞不绝口，这让他心中更生莫名的悲哀，做了多少年为绘画艺术献身的梦，但是，空有一腔抱负，他只能一边远望着缪斯女神的背影，一边忍气吞声干不需要多少学问的手工匠人就能干的活计。 “四人帮”的垮台，标志着多舛的中国一段长长的噩梦的结束，也预示着水天中充满悲剧色彩的命运将发生重大转折。1978年秋天的一天，他从《光明日报》上看到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让他怦然心动。已过不惑之年，能重回让他魂牵梦绕的艺术殿堂去求学深造，既让他兴奋，也让他犹豫，但他没有放弃奋然一跃的机会。于是，他报考了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并被录取。1979年初，在平凉很压抑且有点狼狈地生活了22年之久的水天中，怀着眷恋和酸楚相交织的复杂心情离开了平凉，前往北京开始了又一段求学生涯。 历史是不能被割断的，尤其一个人的成长历史。在平凉的22年间，水天中饱受了歧视和压制，他的美好年华有多少被白白扔在了这片黄土地上，他的艺术潜能的开掘被长时间地延缓了。但平心而论，在平凉经见的许多东西，是他在书本上学不到的，长时间地接触社会底层，为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该算得他不可多得的一种财富。更何况，在那个乾坤倒悬、万马齐喑的年代里，整个国家的命运尚且如此，作为个体的水天中，怎么能躲过这一劫呢？腹有诗书气自华 。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压抑和“冷藏”，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日子来临时，水天中心灵中艺术的种子开始迅速地发芽吐翠，开花挂果，不再戴着镣铐舞蹈，他的才华、他的灵性便显露出咄咄逼人的锋芒，他明白，既然抓住了机遇之手，自己就绝没有懈怠的理由，用加倍的勤奋来弥补先前的损失是自己惟一的选择。

　　1981年，水天中获文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他的主攻方向转向美术理论研究。凭着深厚的绘画底蕴，再加上文学学士的文字功底，使他在美术理论研究领域如鱼得水。当时，尽管已开始拨乱反正，但文革遗风在我国美术界依旧风头不减，时势将水天中推到了以锋利的臧否之笔对美术界进行正本清源的潮头，站在一种高度，水天中犀利的眼光和犀利的笔锋成为当时中国美术界很前卫的景观，奖掖扶持被埋没的才俊，为让世俗冷落的探索者呐喊助威，将国外的新思潮、新风格大胆进行引进，对媚俗和亵渎艺术的歪风邪气展开不留情面的抨击和指斥……这个时候的水天中，还原了本真的他自己。“侠骨柔肠，剑胆琴心”，是水天中写给别人的赠言，但我觉得将此作为水天中自己做人做事风格的写照似乎更恰切。

　　他在评论中国水墨画时说，在中国绘画史上，伴随着水墨逐渐成为主要的绘画形式，绘画逐渐离开宫苑寺观的墙壁，进入私人居室。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绘画艺术生长的环境，人们对绘画作品从整体视觉张力的重视，逐渐转向微妙绘画性效果的重视。而士大夫文人更将这种趋势推向极致，疏淡、萧条、古雅、内省的“老境美”统率了水墨天地。中国水墨画被“雅化”了。它与书碑简册、清茶素琴和谐无间地静处于斋堂几案之间，给无欲无求的遁世者以心灵的慰藉。批评这种局面为“衰败”，从语义解释的角度看，值得推敲。因为衰败意味着一个活的系统无法控制地趋于停滞和解体，而传统水墨画的这种局面，却是文人画家的理想和追求，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画家为使水墨画符合这种规范而尽心竭力。

　　在为被人“误读”的印象派画家张目的文章中他写道，印象派绘画不是局限于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艺术，其影响及传说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了一百多年。它既不是完全陌生的艺术，又不是随处可见的流行艺术；它既不是遥远的艺术史记忆，又不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前卫艺术现象。对于不同文化层次和背景的观众，印象派绘画一直是一个既赏心悦目、引人入胜的审美对象，又是一个包含着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有人说“印象派的存在，只是把批评家训练得更加尖酸刻薄而已”。“印象派”这一称呼，也含有嘲讽意味。有人批评毕沙罗早期作品“丑陋”、“粗鄙”，雷诺阿画的舞女长着“棉花腿”，莫奈风景画中道路的笔触被比喻为“黑色的舌舔痕迹”……其实，印象派画家是最独特的具备着卓绝的情操、艰苦奋勇穷毕生精力向时代挑战的纯艺术家，印象派的存在，把批评家训练得更加胆小了。 对于文艺界的媚俗现象，他不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鄙夷，谈及被热炒的旅法女画家潘玉良时他尖锐地指出，潘玉良之所以被影视流行文化看好，是由于在她身上宜于发挥诸如青楼秘闻、多角恋爱、裸露身体等等“时尚风情”，只有潘玉良能满足观众的窥视欲。他说，一些影视作品的编剧和导演根本不了解中国美术界和美术史，一些情节场面的处理“荒唐”地违背史实。“真实”在这里已为“市场”牺牲。“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文化转折时期的极其特殊的女性的人生经历，就这样被大众媒体的构架手段所改造，传统男权文化的才子佳人套路和流行影视故事的多角恋爱套路，代替了潘玉良的个体人生经验……这使得美术史上的潘玉良变得苍白、贫乏和俗气——女演员的外形漂亮也无济于事……于是潘玉良的艺术创造被淡化，潘玉良气象峥嵘的性格被消解，她成为又一个被捆绑在流行文化的普罗克拉底斯铁床上被宰割的历史人物。”他不无痛心地感叹道：“她已经失去了她的原初意义。”

　　20余年间，水天中笔耕不辍，《李公麟和他的时代》、《油画传入中国及早期发展》、《中国油画简史》、《现代美术评论集》、《穿越四季》、《历史、艺术与人》等一大批作品的问世，让人们能得以更全面地了解水天中，并在审美愉悦中分享他的成功。他在文集《历史、艺术与人》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的史学观点：“‘据事直书’是中国史学的珍贵传统，没有这种精神，就会造成历史记载的失实。记载失实有各种原因，但最需警惕的是‘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为了避免别人找麻烦，避免卷入门户之争的漩涡，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于是在历史著述中搞平衡，对敏感的问题不置一词，使用外交辞令，顾左右而言他。这已经不是史才的高下，而是史德的有无了。”在《进入新世纪的水墨画》一文中，他冷峻地指出：“形式规范的极度狭隘和艺术思想的不着边际，是当代水墨画发展的隐忧。”，“远离写实的后果之一是远离现实。如今的表现性水墨，放逸笔墨者多，歌哭人生者少。除了少数画家的艰难跋涉，水墨画似乎又将回到只谈‘风月’的境界。”他评价林风眠是“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少有的几个坚守个性、敢于放笔歌哭人生的画家中的一个”，这也是他给当代美术贫血症开出的一剂对症的良药。他推崇“歌哭人生”的绘画，他自己的文章往往也是“歌哭人生”的悲歌。他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术界根本不存在像巴金、贺绿汀那样敢于讲真话的权威。” 铅华洗尽始见金。如果把水天中的一生用一种简单的方法进行划分，他最精彩的人生画卷是在他行将步入知天命之年时开始绘就的，他用半生的历练与血脉中融合着的睿智相结合所完成的人生答卷，证明着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无所追求和自甘平庸的人永远不会主宰自己的命运。坚守淡泊旷达，拒绝追名逐利种种物欲的诱惑，保持做人高洁、特立独行的风范，是水天中得以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化人的一种才德标高，在这一标高面前，许多自命不凡、人格低下的文化人“皮袍”下掉出的是一大串“小”！ 水梓简介 水梓，字楚琴，清光绪十年(1884)出生在兰州。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少年时的水梓便显露出了过人的天分，光绪二十七年，水梓以榆中县名额参加科举考试，以县试第二、府试第一、院试第一的成绩考取邑庠生(秀才)。考取秀才之后朝廷废止科举，当时京师和各省先后设立文高等学堂，水梓进入甘肃文高等学堂。文高等学堂给水梓的重大影响是开始接触新学，严复的译著，章太炎、梁启超、康有为的文章使他耳目一新，梁启超的文笔尤为他所激赏。受他们的影响，水梓开始从制度的角度思考他眼前的社会弊病。他在毕业考试的文章中评议时政，鼓吹仿效欧美制度变法，被陕甘总督升允查出，拟严加惩治，得名士从中斡旋，被从宽处理。宣统元年(1909)，水梓通过官费学生选拔考试，入京师法政学堂。学堂专业课多由日本教师讲授。这是水梓从传统文化环境向现代文化环境转进的开端。学习期间由同盟会甘肃籍老会员王耕山先生介绍参加革命活动。民国元年，水梓在北京担任国民党本部政务委员、兼本部交际组干事。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共和，内地十八省中惟独甘肃当政者继续拥戴清廷，并派马福祥领兵进攻拥护共和的陕西。已加入国民党的水梓由北京回到兰州，联合甘肃倾向革命人士，策划说服拥有兵权的马福祥按兵不动，促使甘肃总督长庚同意发出承认共和通电。但省内军政大权仍然在留任官员之手，于是水梓等人转而筹组临时省议会，与原来的军政大员形成对峙，临时省议会的主持者成为地方军阀必予除之而后快的目标。民国元年六月，地方军阀开始采取行动，首先刺杀议长李镜清，水梓夤夜策马出逃。他参与推行民主宪政的第一次实验就这样破灭了。 在甘肃推行宪政的失败，使水梓深刻感受到文化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1914年，水梓从法政学堂毕业回到兰州教书。1916年，当时的教育部指定省立一中教师水梓作为甘肃省教育界代表，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借此机会水梓结识了东南各省教育界的黄炎培、程天放、经亨颐、陈筱庄、朱经农、陈衡恪等人。1919年年末，水梓参加北京政府教育部组织的欧美教育考察团，历时一年多的参观考察，使水梓在了解世界教育趋势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教育主张，他将这些主张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为促进甘肃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0年代，西北各省局势多变，水梓先后在甘肃省内和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期间曾兼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1931年，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邀请水梓为省政府委员兼省教育厅长，在教育厅长任内，他为甘肃学院筹设医科及附设医院，中等学校改四二制为三三制，改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调整、改善出国留学生的选派和资助，重视外文教学和艺术教育，开展古代文物调查和保护。抗战时期，水梓离开教育界，先后任甘肃省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和考试院甘、宁、青考铨处处长等职。1949年，著名教育家张柏苓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他任命水梓为考试委员，但水梓未往南京赴任。南京解放后让他撤往广州，他拒不南行。 新中国成立后，水梓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几次重大运动都安全过关。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他慷慨陈词，抨击时弊，提出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态度以及人事工作中强调阶级成分问题，他希望共产党在对待知识分子时“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结果他的意见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水梓纲领”，他成为甘肃省“最大的”右派分子。1957年的整风发言，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法制理想的彻底破灭。 文革中，在批斗、抄家后，水梓被赶出居住了半个世纪的煦园。全部藏书和数百件书画卷轴被抄走，其中包括章太炎、王一亭、胡适、张大千、齐白石、余绍宋……题赠的书画作品，自20年代开始水梓未曾中断一日的日记和手抄诗集《煦园诗草》也全部被毁。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中去世的水梓，平反问题迟迟不得落实，直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出批示后，甘肃省有关部门才改正了水梓的右派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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